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论文正稿-文库吧

【正文】 ，从而迅速进行召回，减少缺陷食品在社会上的危害。此外，在召回程序方面，各国设置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严格的程序是实质正义的可靠保证，也保障食品召回制度的实施效果。美国的食品召回主要步骤包括企业报告、主管机构评估、制定召回计划、实施召回计划，该程序对美国食品安全良好状况的形成功不可没。加拿大的召回程序分为五个阶段：调查及进行危害确认阶段；风险管理和战略决策阶段；召回实施阶段；召回有效性验证阶段；跟踪及后续工作阶段。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食品召回程序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建立召回委员会，进行危害／风险评估，决定召回水平，决定召回中应通知的人，决定通知和收回产品的方式，召回产品的处置，公布召回评估报告。最后，美国、欧盟以及澳大利亚还建立了食品溯源体系。可溯源性是食品应具备的品质，它是通过溯源系统追踪食品或食品成分在生产过程和食物供应链中每个环节的信息来实现的。通过食品追溯系统，可以确保识别产品批次及其与原料批次、加工和分销记录的关系，能够迅速地确定污染和劣质成分的源头和终点，有助于监测和提高食品的质量。美国利用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技术给每件商品标码、配备电子标签，并保存必要的生产经营记录，以便进行追踪。发现危害消费者健康的食品后，利用信息技术扫描标码标签马上就可以查到问题源头。在欧盟，牛一律有标识，所有牛在欧盟范围内的一举一动，都由网络计算机系统追踪监测。屠宰场要保留动物的详细资料，并标定宰杀后的畜身的来源。畜身要盖上有关屠宰场的印记。畜肉上市都带一份“身份证”，标明其来源和去向。如此操作，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风险管理人员能够迅速认定有关食品，设法准确地禁售禁用危险产品、通知消费者或负责监测食品的单位和个人，必要时沿整个食物链追溯问题的起源，并加以纠正。澳大利亚法律规定，食品的生产商应该对所生产的产品做以下记录：每批产品从原料到最后产品的完整记录；所有原材料和散装产品的使用和处理记录；已购买终端产品的客户的详细信息记录。食品的分销商、进口商、批发商也应该建立食品记录制度。 二、我国食品召回制度之历史现状我国食品召回制度是在产品召回制度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产品召回制度最先又是在汽车行业建立的。2004年国家质检总局《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开启了我国产品召回制度的纪元。随着汽车召回制度实施，产品召回制度的范围开始向玩具和食品等领域延伸。我国的食品召回制度最初在各地先行试验。200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17号令颁布了《北京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定》，规定了“食品公告追回”制度。2006年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的《缺陷食品召回管理规定》（试行），是我国首部较为系统的、具有操作性的关于食品召回的地方性规定。其后，广东、北京分别于2008年开始实施《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和《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都对食品召回制度作出规定。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首先是200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提出“严格实行不合格食品的退市、召回、销毁、公布制度”。2007年《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明确规定了主动召回与责令召回制度，并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同年，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对食品安全危害调查和评估、主动召回与责令召回的实施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等问题做了具体规定。2009年《食品安全法》通过，第53条建立了我国食品召回制度。目前，国务院法制办正在就《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送审稿）向公众征求意见。纵观我国食品管理体制演进及内容演变过程，《食品安全法》对我国食品相关制度进行革命性变动，达到我国食品管理的新高峰，其中诸多因素直接或间接涉及食品召回制度：首先，针对我国以往在食品安全管理上存在着多部门分散管理带来的管辖权重叠或真空问题，《食品安全法》设立“安全委员会”，角色定位是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负责协调、指导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此种变革力度，在我国以行政机构主导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框架下，可谓是最大力度的机构变革，有利于协调各个食品监管部门的职责，避免出现管辖交叉或是职权缺位局面。 其次，我国采用国际通行的食品召回两分法，将食品召回分为主动召回和责令召回两种。如此设计不仅有利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促使其主动召回问题食品，从而不至于让其声誉受到过大的影响，也避免政府过早介入导致的执法资源浪费。同时，责令召回制度也能避免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利任由食品生产者“摆布”：倘若某企业唯利是图，置消费者健康生命利益于不顾，法律规定了应对之策，即相关部门有权行使责令召回的权力。再次，我国“根据食品安全危害的严重程度”采用了三级召回划分制，将召回范围与风险层级相联系，不仅可以及时地化解风险，避免事态的扩大，还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成本，避免浪费，进而避免出现社会秩序的动荡。《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第6条规定在中央和省级建立食品召回专家委员会，对级别划分所涉及的技术问题提供支持。最后，《食品安全法》及其配套规则还呈现出若干“亮点”式规定：第一，法律加大了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处罚力度，第96条规定了十倍赔偿金制度。该制度虽与国外的惩罚性赔偿数额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不仅能使受害的消费者获得较多的赔偿，而且应该能起到威慑经营者的作用。第二，《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第8条规定我国食品溯源制度的雏形，但与前述其他国家或地区相应制度比较，尚缺乏可操作的具体规则与程序。第三，《食品安全法》废除了食品免检制度，并建立食品检验机构和检验人负责制。这些都有助于防止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有助于及时启动食品召回程序，从而减少缺陷食品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三、我国食品召回制度之不足与完善尽管三聚氰胺事件推动我国《食品安全法》与食品召回制度的革命性变化，但制度设计仍有瑕疵，笔者遂提出以下完善建议： （一）完善食品召回的法律制度体系首先，进一步修改完善现行《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并将其上升为由国务院颁布的《食品召回管理条例》。原因在于，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多部门负责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这种监管体制，最大的难处就是如何实现各部门监管职责间的“无缝隙衔接”。尽管《食品安全法》特别对综合协调和部门分工进行了明确规范，但要想在食品召回制度中做到各监管部门协调配合，必须要由国务院来明确在召回过程中的监管部门角色，仅凭国家质检总局的规章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其次，迫切需要完善食品卫生标准。食品卫生标准是实施食品召回的重要准则，是进行危险性评估的基础。我国现已颁布5000多项食品卫生标准，仍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再次，需要分别制定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用具设备召回管理办法。其中，《食品召回管理办法》应明确食品召回的适用范围、食品召回的分类、食品召回的程序、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责任、食品召回的监管职责以及法律责任等问题。《食品添加剂召回管理办法》可由卫生行政部门发布，明确食品添加剂召回的标准要求、食品添加剂召回的程序以及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职责。《食品用具、设备、包装材料召回管理办法》可由卫生、工商部门联合发布，明确召回的适用范围、召回的标准要求、程序以及法律责任等问题。最后，需要制定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用具设备召回指南。此类指南虽不具有法律、法规、规章的法律效力，但指南在帮助和指导企业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发达国家比较注重指南的运用，我国在这方面应该给予重视。 （二）食品召回主体制度完善 我国《食品安全法》第53条第2款规定将食品召回主体局限于生产者，范围过窄，这样界定召回主体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笔者建议：第一，要明确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经销商的召回责任。例如，对《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第3条第(1)项规定的“已经诱发食品污染、食源性疾病或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甚至死亡的食品”，为防止生产者与销售者推诿责任，或者是为避免在经销商向生产者“报告”和向消费者“通知”的过程中造成更大的危害，确立经销商负有召回的责任。第二，将食品进口商纳入召回责任主体的范畴。因为一旦进口的食品符合了食品召回的条件，进口食品的生产者不在我国境内，难以要求其依照我国法律进行主动召回。为了保障我国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利益，可以直接追究食品进口商的责任，让它承担食品召回的义务。这样可以强化食品进口商在进口食品时的注意义务，保护我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值得肯定的是，《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送审稿）第3条第3款拟规定：“进口商品的进口商或者代理商视为生产者。”第三，借鉴《药品召回管理办法》的经验，将境外食品生产者纳入召回主体范畴。《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送审稿）将进口商品的进口商或代理商视为生产者，但该条例仍未将境外食品生产者纳入召回主体，笔者认为应当增加其为召回主体，以保证消费者利益。 （三）处理好主动召回与责令召回的关系第一，对食品销售者发现的食品问题，如果食品生产者认为不应当召回，如何处理？笔者建议，应当赋予销售者申请权，当生产者不主动召回时，允许其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鉴定，一旦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