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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经济素质上升，国家法制健全的时候，银行就一定会做得好。这种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党的“十六大”开始的。无可否认，现在中国企业的经济素质比15年前要好多了，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坏账会因为整个社会环境的不断好转而减少，绝对不是哪一个领导的英明，这是经济规律。但就在这个时候，外资银行想要进来。因为现在中国银行业坏账太多，外资银行可以贱价收购，我们自己还很高兴。等到5－10年之后，我国的法制健全了，国民的经济素质提高了，银行自然就会赚钱，但是你们那时会发现，中国的银行可能都控制在外国人手中。你们知道在WTO中，外国人最想要的是什么？是金融。等到150年之后，那时人们再谈论中国银行业150年前的改革的时候，就会像你们现在笑150年前的叶名琛一样，哄堂大笑。问：郎教授，您是坚决反对社保基金入市的，但如何才能弥补社保基金的缺口呢？答：我们看到美国的社保基金，他叫相对基金，投资在股市，美国的保险基金也投资在股市，我们也想把社保基金入市。你们知道美国为什么把社保基金、保险基金都投在股市吗？因为美国有严刑峻法，所以没有一个人敢操纵股市，以身试法，这样就让美国每一个老百姓对股市充满信心。美国每一个人，从他大学毕业的那天起，就把他赚的钱以养老金的形式放在股市中进行投资。为什么？因为他对美国政府有信心。如果大家对美国政府失去信心，把资金都抽走，美国就立刻崩溃。美国人口在不断增加，每个人都把钱放在股市中，美国的股市就不断扩大，从1940－1990年的50年间，％+银行利率。你把社保基金、保险基金投在股市中，％的复利不断增长，你退休时就会拿到很多的钱，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美国股市有美国政府的信用，美国公民对美国政府是有信心的，他们敢把钱往股市中投。你们敢把钱往中国股市中投吗？我们强迫社保基金入市的结果就是在摧毁你们明天的财富。你们可能会说，郎教授，你危言耸听了，偏激了。我告诉你们，在香港象我这样等级的教授，我们这样的讲座教授还是比较希缺的，香港中文大学只有三个，一个是物理系的首席讲座教授杨振宁，一个是数学系的讲座教授邱成桐，另一个就是金融系的我。在1997年之前港英政府时代，我们退休的时候可以拿2000万港币的退休金，你们听了不要眼红，我现在比你们还要糟糕，经过我们中国人自己管理的结果，我退休的时候只能拿20万港币，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在2001年已经彻底破产了，香港的所有公务员都要重签合同，这个合同的内容是什么呢？放弃以前的退休金。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国有股减持、社保基金入市、股权分置等，这一切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什么代价？老百姓不满，社会动荡。政府现在可以做什么？加强法制建设，不但要规范每一个经济个体的行为，而且要规范政府的行为，这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这些话题很沉重。各位有没有想到，如果我说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呢？我是多么希望我现在说的这一切都是错的，可是到现在我还没有错过。不是我比较聪明，而是我清楚美国为什么成功，我们很多人不清楚。我们引进美国的制度，引进美国的机构投资人，认为美国的机构投资人制度特别好，他们喜欢做长期投资和基础研究，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美国证监会是采取辨方举证的，你只要有一个交易带动了自己的股价上升，证监会就让你解释清楚，不然你就有罪。你如果能拿出一个基础研究报告说，我们之所以买这家公司的股票是因为我们做了研究后发现，这家公司的股票被低估了，你这样说就没罪。但你买了以后不能马上卖啊，逼得你只能做长期投资。这些机构投资人到了香港后，因为香港监管力度没有美国那么大，也没有美国的严刑峻法，所以他们就兴风作浪，他们是香港股市最坏的人。包括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以及2000年的H股炒风，都是你们心目中的这些伟大的机构投资人炒作的，因为他们更聪明，资金实力雄厚，技术更好，所以他们是最坏的。没有强有力的监管，没有严刑峻法，香港引进这些机构投资人就好比引进了一些老虎，这就是“叶名琛现象”。问：现在上市公司中能进行决策的都不是职业经理人，你对现在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怎么看？答：王石在我上海的节目中曾说：“我之所以敢来，因为我是一个成功的职业经理人。”现在中国象王石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太少了。世界500强企业没有一个不是职业经理人做的，创办人已经没有能力应付一个大型企业了，职业经理人的职业化是大势所趋。你们知道为什么职业经理人在美国、欧洲做得好？因为美国人、欧洲人在他们的血管中流淌着信托责任的血，他们认为把企业做好是应该的，他们会拿着他们应得的报酬走人。而我们中国不是这样，我们的血管中没有信托责任的血，我们认为把企业做好是不应该的，做好就应该是自己的，这就是中国和欧美的职业经理人的根本不同之处。职业经理人、股份制这些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只有西方人才能玩得转，我们中国人玩不动或把他玩歪了。你们信不信，向银行借钱的人，越是学历高的，聪明的，就越是不想还钱。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建设任重道远。（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商业银行风险防范之案例分析之三—TCL 郎咸平我们现在来研究TCL这个案例。TCL创业22年来，从一个以生产磁带为主的地方国有小企业起步，发展为一个在通讯、信息、家电、电工、多媒体电子等领域都颇有建树的大型企业集团，产权改革方面被形容为中国产权改革的典范，在国内的名气如日中天。2004年1月，TCL集团成功上市，标志着TCL长达7年的产权改革取得了预期的成功，TCL老总李东生成功地将国有产权转变为私人产权，个人资产估计高达12个亿。对TCL的产权改革，深交所称之为“中国产权改革的典范”，美国《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称之为“中国未来产权改革之路”。我是坚决反对TCL产权改革的。我当时在香港连发了一个星期的文章，表达我的反对意见。TCL真的是产权改革的成功范例吗？还是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我今天不谈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只想借着TCL的案例，讲如何评估国有产权改革问题。TCL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国有独资阶段（19811997）。1985年5月，中港合资的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成立，开始向电话机方面发展业务，很快TCL成为中国电话大王；1993年，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上市；这个时期，TCL集团是一个国有独资的企业，TCL通讯也已上市，但整个TCL集团产权无实质性的变动。1996年，李东生继任TCL集团总裁后，发展思路与前任迥然不同。李东生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但他不存在对国家、民族的幸福责任。王石在我上海节目中讲了一句话，他说“郎教授，你知道我今天的成功是谁给的？是共产党给的。”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我的第一桶金是我囤积玉米得来的。人家为什么会把玉米免费给我呢？因为当时我在国营企业，我有国家信用，人家才敢把玉米免费给我，我瞅准了一个好的时机，把玉米买掉，赚了一大笔钱，才能够搞房地产。”TCL的发展历程。第二阶段：国有股权稀释与转移阶段（19972002）。1997年4月，广东惠州市人民政府批准TCL集团进行经营性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惠州市人民政府和李东生签订了5年的放权经营协议。李东生趁着产权改革的天赐良机，趁着家电行业飞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打着产权改革的大旗，开始一步步把国有资产“合法”地中饱私囊。TCL的产权改革是什么呢？我打一个比喻，我家很脏，我请了一个保姆为我清扫，这个保姆就是李东生，我家价值100万元，李东生这个保姆跟我说，他想用每月我付给他的400元的薪水中的一半买我家，我脑袋一发昏，就答应他了。李东生就把400元薪水中的200元，每月存起来想购买我家的股权。他又跟我说，经过他的估价，我家只值600元，他用三个月的工资就把我家买走了，这就是TCL的产权改革。海尔的产权改革是什么呢？我家很脏，我请了一个叫张瑞敏的人为我打扫，他干了几年后，我家是干净了，但我家就是他的了。按照惠州市人民政府和李东生签订的协议规定，TCL到1996年底的3亿元净资产全部归惠州市人民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不足的部分以李东生为首的TCL管理层要用自己的钱补贴，超过的部分以李东生为首的TCL管理层按比例提成。提成比例为：若净资产回报率多增长10%—25%，TCL管理层可获利多增长的15%；若净资产回报率多增长25%—40%，TCL管理层可获利多增长的35%；若净资产回报率多增长40%以上，TCL管理层可获利多增长的45%。你们认为这样的规定合理吗？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做合理，那么你们也是一群不讲道德的人。凭什么合理？超过的部分应该百分之百属于国家，TCL这个企业是谁给你的？是国家。红塔集团的储时健贪污，媒体对他百般同情，凭什么同情他？要不是国家不准民营企业做烟草，能有你储时健的成就？企业做得好，功劳就是自己的，凭什么？国家不是给你待遇和荣誉了吗？用净资产回报率这样一个唯一的指标考核经营业绩，存在很多问题。如果李东生数据造假怎么办？你们认为他有没有可能造假？怎么不可能？一定可能！我们看看李东生是怎么造假的。这是TCL自己公布的TCL在41家电子行业中的各项指标排名：TCL的净资产收益率排第3名，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净资产回报率是惠州市人民政府和李东生签订的协议的唯一考核指标，当然是越高越好了。但是你们发现没有，TCL的毛利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只排在第25名，我就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此差的毛利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怎么能够创造出如此高的净资产收益率呢？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净资产。毛利率＝（收入成本）/收入。如此低的毛利率要创造出如此高的净资产收益率，一种可能就是成本费用，包括各种税非常低。但是大家看到TCL的成本费用利润率排在第26名，成本费用是非常高的。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TCL的负债非常高，导致净资产非常低，这样净资产收益率就会比较高，但是我们发现TCL的资产负债率排在第35名，高极了。资产负债率高，总资产收益率一定下降，但是我们发现TCL的总资产收益率排在第6名，这怎么可能呢？所以我的结论是：TCL的净资产收益率是假的。我把李东生数据造假这件事公布之后，李东生在媒体上说，郎咸平收集的数据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我马上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些数据都是TCL的网站上公布的。第二天李东生叫人把网站上的有关数据删掉了，让他的董事长秘书来上海和我对话。深交所让李东生解释数据造假的问题，李东生是这样解释的，是他的手下人搞错了，在41家企业中，很多不是真正的电器企业，排名应该只有6家，他把6家又作了一个排名。为了公正，我把TCL第二次在6家中的排名也登出来，供大家参考。41家中排名 6家中排名净资产收益率（%） 第3第2股票收益率（%） 第32第2流动比率 第26第3资产负债率（%） 第35第3毛利率（%） 第25第2主营业务利润率（%）第25第2深交所接受了TCL的这次排名。我们来看看李东生是如何扩大股权比例的。因为TCL每年都有近30％的净资产收益率，所以TCL管理层股权上升很快，%的股权，已达到12亿元，成为TCL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对于TCL的产权改革，一些评论认为，产权改革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和原因，TCL产权改革带来了企业利润增长和健康发展，所以它是成功的，它走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模式，从而为解决困扰国企已久的产权症结提供了一条新路径。华尔街日报评论认为，TCL的产权改革“可能会吸引其它大型国有企业群起效仿，纷纷进行换股IPO”。TCL的案例我就谈这么多，他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要善于通过财务报表分析找出企业造假的证据。（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商业银行风险防范之案例分析之四—宇通客车 郎咸平 现在我们分析宇通客车这个案例，它和长虹有一些类似之处。宇通董事长汤玉祥曾说，我们是最公开、最阳光的MBO，收购宇通客车，就是想把企业做好。我一听这话就不爽，我根本不相信现在中国这类企业中还有最公开、最阳光的事情，就产生了好奇，想研究一下这个案例。宇通董事长汤玉祥是江苏宜兴人，毕业于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媒体称其有才干，为人低调，常引“宁做过头事，不说过头话”为座右铭。2003年12月，上海宇通假道司法拍卖，与其旗下公司郑州宇通发展收购宇通集团100%的股权，宣告历时数年之久的宇通客车MBO的完成，这是国内第一例公开以上市公司国有股为对象而实行的MBO。大家看看宇通客车的情况。我们看看汤玉祥的MBO是怎么做的？1997年5月5日宇通客车上市，1999年6月22日，宇通客车控股母公司宇通集团成立，2001年3月，实施MBO收购的上海宇通公司成立。上海宇通收购宇通集团，宇通集团控股宇通客车，汤玉祥的MBO是倒着来的，这些都是精心策划的结果。，宇通客车于2001年和2002年两次各分红了1410万元，宇通集团从成立到转让亏损1795万元，如果算上宇通客车两次分红，则一共亏损4615万元，以宇通客车这么好的成长率和利润增长率，这怎么可能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汤玉祥要削砍宇通集团的利润。汤玉祥是通过什么方法削砍宇通集团利润的呢？第一手：向母公司注入劣质资产。汤玉祥为什么要在宇通客车上面搞一个壳——宇通集团呢？因为他要是直接收购宇通客车，会有一定难度，搞一个壳就比较好运作，如果把壳收购了，就可以收购宇通客车了。1999年，宇通客车将其持有的河南宇通快运公司2000万股，按面值转让宇通集团，1999年宇通客车年报显示，宇通快运经营十分困难，投资效果很差，汤玉祥把壳——宇通集团资产变坏的目的成功了。第二手：打压核心资产利润。大家从图中看到，2002年的利润大幅下降与2003年的利润大幅上涨形成鲜明对比，一个重要原因是汤玉祥通过费用操纵，压低了MBO之前宇通客车的利润。汤玉祥的手法和长虹的倪润峰几乎是一样的。第一，提列存货跌价准备第二，大量清理固定资产第三，对固定资产折旧方法进行调整第四，转移利润除了宇通客车外，汤玉祥还控制了宇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洛阳宇通。1999年，宇通客车与宇通集团签署托管协议管理洛阳宇通。洛阳宇通托管三年的利润